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，自性常清净。

西方则大不相同，伦理不是从属于政治，而是从属于宗教，故称之为宗教伦理。问题不在于有无功利、有无个人，特别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情况下，必须承认功利和个人的存在。

只有把传统道德洗刷得干干净净，铲除这个牢固的根基，建立独立自主之人格[5]，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。道德革命决不是孤立的，它是整个文化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。但是，应当看到，他们所提倡的新道德，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价值观，它实际上代表了近代工业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价值观，它同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、以家族制度为纽带的传统价值观，不仅具有不同传统，而且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。维护家长统治，这是家族制度的根本功能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，则是传统道德的功能，因为传统道德中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忠，仅仅是孝的推广或放大而已。总之，只有在民主的空气下，才有独立人格的发展，只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我意识，才有道德的真正觉悟。

鲁迅把它比之为吃人道德，使人民变成供桌上的祭品，被人吃了而不自觉，因此他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。商品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自由化经济，它不受政治权力的支配和干预，但是需要政治权力的调节，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严重阻碍，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。其中，诚是基础，仁是核心，乐是目的。

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万物，在于人禀五行之秀而为万物之灵，这个灵处就在于心。而王廷相等人则根本否定有所谓德性之知，强调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。如果说，形上与形下从存在的意义上把世界划分为经验和超经验的两个层次，那么，体和用则从本体的意义上把世界规定为实体及其功能、作用的统一。这种情形，使整个范畴网络变得错综复杂，一方面表现了它的丰富性，另方面又表现其模糊性。

仁是心之德、生之理，即道德本体的全称，是主体意识和天地生生之理合一的道德境界。[3] 张载：《正蒙·乾称》。

这样，太极和阴阳便在理气关系的基础上，以多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这种学说，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本体化、对象化，它既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具体认识，更缺乏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，它的主体思想是有严重缺陷的。关于理一和分殊，又同一本和万殊有直接联系，但由于对本是什么有不同解释，理一也就具有不同涵义。程颐、朱熹的格物致知说，虽重视即物而穷其理，但最终却是靠豁然贯通以发明心中之全体大用，实现心理合一。

它虽然有一套思辩的范畴体系，但最终都要落在实践上，并通过实践而得到实现。这期间还有许多细微的差别，但是到理学后期，普遍出现了对个体意识的重视，这当然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有密切关系。而人的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心性范畴上。但王阳明也有心体用说，这一点同朱熹又有联系。

如果说，在理学初期还没有提出理的问题，那么，天人问题却早就存在了。从宇宙自然界进到人类自身，从理气篇进到心性篇，这是理学范畴系统的必然运动。

这既是本体存在，又是现实存在。它提出了整体性、系统性原则，这一点可能具有重要意义，但它缺乏具体的理性分析，没有从理智、意志、情感等方面进行区分，因而带有很大的朴素性、直观性和笼统性。

他们都主张以人心体现天地生生之心，人心即是天地生物之心。以理气为中心的一组范畴，就是讲理学宇宙论和本体论的。理学范畴系统从理气篇开始，还要继续展开、继续过渡，并进到一个新的领域，即从客体进到主体，从自然界进到人。二者既有根本的统一性，又有对立的一面。理气范畴之所以重要，因为理学家都要以此为基础，对自然界的根源及其发展问题作出回答，并由此建立各自的范畴体系。理学范畴的实质及其思维特征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，这就是：整体性、封闭性、辩证性、直观性和主体实践性。

这是理学范畴系统的基础、前提和出发点。既有道德理性，又有认知理性，毋宁说是二者的结合和统一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理性思维的重视。

事实上，全部理学范畴，都是围绕天人关系问题而展开。只是气学派主张世界的物质统一性，理学派主张自然规律的绝对普遍性，心学派主张主体观念的一元性。

理学家虽把天本体化，说成形而上的本体存在，但它并没有形成纯粹形而上的逻辑范畴，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者之中，不离形而下者而存在。如前所说，心性篇从多层次说明了人的本质以及人在宇宙自然界的中心地位，同时也指出了人的现实存在的异在性、局限性，不管这种异在性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，主观的还是客观的。

理学家对此虽有不同侧重和运用，但都承认这是实现自我完成的根本方法，其特点是表现了自主性和自觉性。这里提出境界问题，是因为理学家所说的天人合一，从根本上说，是指主体意识或主体精神，经过自我反思、自我体验（通过认识）所达到的一种超越，即和宇宙规律完全合一的绝对普遍的本体状态或存在。这就是说，理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。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起点，而是天与人、主体和客体充分展开之后，重新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统一。

这是理学为什么被称为性理之学的根本原因。一是指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本能或情感意识，即所谓义理之心、本心或良心。

但理学家的境界说，并没有脱离现实存在，恰恰相反，它必须在现实中才能达到，也必须回到现实中来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圣外王之学。理学之称为新儒学，正是通过形而上学的论证，重建儒家关于人的思辩哲学。

因此，理学家固然讲物理，讲格物、穷理，但这些都是为其性理之学服务的，是认识和实践道德理性的方法，并没有把认识客观自然界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，也没有把认知理性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，因而不可能发展出独立的认识论学说，更没有促进实证科学的发展。但是，如果过分夸大理学的认识论思想，以为理学家都很重视认知理性，很重视逻辑概念的分析，并建立了系统的认识论学说，那显然是缺乏根据的。

它主张自我反思型的直观体验，缺乏向外扩散型的理智分析。进入理学后期，由于批判思潮的兴起，人的感性存在越来越受到重视，片面强调道德理性的理论开始受到了批判，王夫之的性情、理欲统一论，就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。天人关系问题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。[3] 二程甚至说，天人本无二，不必言合[4]。

乐则是超理性的情感体验，是主观目的性和客观规律性合一的审美境界。理学家遵循共同的思维方式，有共同的范畴体系，这是理学之所以成为古代东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形态的重要原因。

这种境界有两方面意义：自律论者强调通过直观体验，实现自我超越的本体境界。这中间又有重大的分化，就是客观范畴论和主观范畴论的分化。

但无论是天人合一或心理合一，都是从总体或整体上说，就其实际意义而言，它又是真、善、美的统一。理学家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，人是自然界的产物，最后应回到自然界。